今年三月，阿靜的丈夫政偉因疑心阿靜外遇，對阿靜拳打腳踢，阿靜撥打家暴專線求助。
阿靜對我說，她不想再忍耐了，想與政偉離婚，已經開始談協議離婚。但後來，我開始聯絡不到阿靜，原本約定的面談她也沒有前來。
過了一個月，政偉又對阿靜動粗，阿靜向我求助，希望可以尋求庇護住所，我於是為阿靜轉介庇護家園，但從當天中午考慮到下午傍晚，阿靜的態度又轉變了，她決定不入住家園，僅決定暫至娘家住一晚，恢復身心。
我尊重阿靜的決定，但也表達對她的關心，又與阿靜約了要在阿靜親戚家面談。但是，到了約定的那天，阿靜沒有出現、去電不接，阿靜親戚協助我聯繫阿靜，得到「今天家裡有事，不能過來」的答案。返程路上，沒過多久，阿靜突然來電：「希望可以終止服務關係，不需要社工再協助，現在的問題透過夫妻溝通就可以解決，先生也沒有再打，不要浪費社會資源」。
我不解自己做錯什麼，也不知道應怎麼面對阿靜的拒絕，是不是應該要遵循「案主自決」的原則，尊重她現在的決定，先結案、不再打擾她。但同時，又隱約感到阿靜很像典型的受暴婦女圖像，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再堅持一下，嘗試瞭解她求助態度的反覆多變。
於是，我開始不密集、比較「不威脅」（不談關係決定）的聯繫阿靜。後來，某一次聯繫時，阿靜對我說，「之前對不起，當時先生在旁邊，所以她只好這樣說」，我們開始約定「秘密暗號」，設定如果講到什麼關鍵字，就代表政偉在旁邊。這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的「秘密暗號」讓我感覺，我們之間好像有點不一樣了。
之後，我到阿靜工作的地方拜訪她，在她繁忙的工作縫隙，斷斷續續的閒聊。這次碰面，加上之前破碎的資訊，漸漸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活世界圖像。
阿靜和政偉結婚多年，有三個小孩。阿靜的工作是基層服務業，工作時有時無。政偉的工作與收入也不固定，一直以來，阿靜家的經濟壓力並不輕。
阿靜與政偉結婚後，政偉常懷疑阿靜與其他男人有曖昧關係，常因此爆發衝突。同時，政偉也對阿靜的生活嚴密控管。阿靜的存摺、提款卡一直以來都被政偉扣住，阿靜一拿到薪水就要全數交給政偉，以讓政偉統一分配，阿靜需要買菜時，政偉才會給阿靜幾百元。因為政偉的善嫉，阿靜為了「避免麻煩」，在決定上工前，會先徵求政偉的同意，甚或邀請政偉陪同應徵，經政偉評估許可才會就業。此外，政偉也會不定期查看阿靜的手機、透過家裡的監視器裝置監看阿靜，甚至偶爾到阿靜工作地點查看，使得阿靜不管在哪裡，都很像一隻「驚弓之鳥」，常常都透露著「不要講太多」、「小聲一點」、很想趕快結束會談的神態，這樣的神態，即使是在阿靜工作的地方，都十分明顯。
雖然如此，阿靜仍心心念念要給孩子一個「完整的家」，希望小孩在有爸爸、有媽媽的家庭中長大成人，於是選擇體諒政偉的善嫉、暴力，而對自己的情緒、感受，總是以「好了，現在先不要說了」來止住快要流出的淚水。
阿靜的故事在家暴防治的工作中雖不陌生，然而，由於台灣目前家暴事件的介入工具以司法取向為主（例如：聲請民事保護令），因此在實務上，社會工作者或網絡工作成員也養成了較重視「看得見」的肢體暴力的習慣，而容易忽略精神暴力、嚴苛管控的受暴處境。
長期研究家暴議題的學者 Evan Stark 分析，雖然有許多工具能讓受暴婦女保護自己，例如庇護所、家暴保護令，但這些作法多僅能保障受害人短期的人身安全。長期來看，除非能看見、並處理受暴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經驗的壓迫，否則仍難以協助受暴婦女獨立、獲得自由。同時，因外界與服務體系習慣以暴力事件為指標，而忽略日常生活控管關係的「連續性」與「反覆出現」，使得服務體系傾向假設在暴力「事件」與「事件」之間，受暴婦女有離開關係的可能性；因此，有時服務體系甚會進一步對這些婦女貼上標籤，質疑她們「心理有問題」，否則，她們為什麼不離開？
他進而提出「高壓控管」（coercive control）這一概念來理解受暴婦女，從「男人怎麼將女人陷入（entrap）受暴處境」這一視角出發，討論個別男性作為「性別優勢」群體中的一員，如何利用社會既有的、對男性群體有利的性別意識、以及各種手段（暴力、威脅、孤立、剝奪、剝削、管制、貶抑等），使女性陷入受暴關係、難以逃脫。因此，他認為外界對受暴婦女的想像與疑惑是搞錯對象。應該質問的對象是男人不是女人，該問的問題是：「男人用什麼手段將女性受困於暴力處境，使女人難以離開？」而不是問女人「妳為什麼不離開？」
圖說：學者Evan Stark提出「高壓控管」（coercive control）此概念理解受暴婦女深陷受暴關係、難以逃脫的處境。
對應阿靜的故事，「高壓控管」視角準確地解釋了她的困境，政偉的嚴苛控管使阿靜成了驚弓之鳥，不僅難以擺脫傷痕累累的關係，就連對外求助、尋求正式體系的奧援也不容易。
同時，性別結構的推波助瀾也在阿靜的受困中，有著或深或淺的痕跡。父權社會賦予男性伴侶對女性理所當然的佔有欲與貞操監控；阿靜對「有父有母」才是「完整的家」的家庭想像；阿靜堅忍不拔、收斂情緒的自我規訓，是她對「好女人」的想像內涵。這些根深蒂固的既有意識，都在阿靜受困的處境中作用。
政偉對阿靜的孤立策略，也十分成功。由於阿靜對外求助、警政約制告誡、或讓政偉發現阿靜有與社工連繫，都會讓阿靜遭受更嚴重的暴力對待，因此阿靜在危機過後，傾向選擇明快地向警察、社工說明家裡沒有無問題、不需要幫忙，並很小心地與社工連繫，以保全自身安全。
與阿靜談到她拒絕社工服務的那一天，她說，政偉當時要求她把手機開到擴音，她心想，眼下「只能得罪某一方」。聽阿靜這樣說，我越來越明白，她對體系與社工的拒絕，其實是她維護自身安全的策略，是她對政偉「輸誠」的展演：既然沒有要離開，政偉又（因對阿靜行為模式的把握）不怕體系的監控，她只好以拒絕體系，換取短暫的安全，但是，當她選擇這樣做時，也使自己陷入了更被隔離的處境。
這裡說的「隔離」指的是隔絕於體系之外。
阿靜幾年前阿靜就曾通報進案，阿靜曾先後被多位社工服務過（在我之前協助的社工已離職），期間更曾出現過兒子受暴，兒保社工的介入使得阿靜嚴重受暴的狀況（政偉以為是阿靜通報，因此對阿靜嚴重施暴）。或許因為阿靜對體系傾向不說太多的習慣，加上後來養成、對體系的排斥，使得阿靜雖從多年前通報進案，但一直難以被深入瞭解、進入長期服務歷程，而社工也比較傾向在離職時結案，而非轉介其他社工續處，造成阿靜一再進案、由不同社工服務的狀況（當然，社工的流動又是另一個可探討的議題）。
另一方面，政偉卻積極整飾自己的印象。警局的家暴防治官約制後，形容政偉「文質彬彬、很有禮貌」，認為阿靜說詞反覆，講的可能都是「以前受暴的狀況」，是個「很奇怪、有問題的女人」。一來一往之間，阿靜在家暴體系監控中節節敗退，成為「奇怪、難工作的求助者」，反倒是政偉，贏得了警政的信任。
回顧至今的服務歷程，我曾向阿靜抱歉，過去的警政約制不僅沒有幫到她，反而造成了她的麻煩，也向她道歉，過去換了這麼多個社工，使得每次社工都要重新認識她。沒說出口的抱歉是，面對她現在的處境，似乎家暴防治體系並不能有效地協助他。
目前的家暴體系中，多以司法工具使用為主，不僅政府的家暴宣導以此為主要焦點，社區網絡（警政、社政）的合作與協助也多以此為基調。不可否認，保護令、警政體系的約制告誡，確實能協助到部分家庭暴力被害人。然而嚴重的「暴力事件」的並不會構成「受暴處境」，關係中是否存在權力地位的不對等、是否有一方對另一方透過各樣策略脅迫管控，才是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核心。
然而，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的運作下，阿靜的求助卻似乎難以得到有力的回應，甚至因為警政的約制告誡使得阿靜的危機程度升高，接著，又因為政偉的監控與孤立手段，使得阿靜傾向拒絕體系，成為不積極、不合作的「奇怪個案」。
這映證了 Stark 的觀察，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中，由於強調法律工具的介入，家庭暴力被「事件化」，視為彼此無關、獨立的暴力案件；反之，他認為親密關係暴力中，關係脈絡以及權力地位才是更該被關注與處理的重點，嚴密掌控的「總和」對受暴婦女的影響才應是被探究的。針對單一事件的個別處理，不僅難以進入受害者的主觀世界，理解她的日常生活，也很難有效地協助受害者。針對這樣的受暴處境，Stark 認為「命名」是首先應當做的，接著，除了在司法體系中認知到受暴關係對受害者的「累加」效果外，扭轉性別刻板印象、改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也需同時並進地努力。
回頭看阿靜的故事，Stark 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，從家庭暴力到「高壓控管」，值得實務工作者與網絡細細再思。
本文轉載自NPOst
受暴女性為何無法脫逃？從社工的專業視角看起
Post on: 九月 24, 2014 鄭 詩穎
今年三月，阿靜的丈夫政偉因疑心阿靜外遇，對阿靜拳打腳踢，阿靜撥打家暴專線求助。
阿靜的故事
阿靜對我說，她不想再忍耐了，想與政偉離婚，已經開始談協議離婚。但後來，我開始聯絡不到阿靜，原本約定的面談她也沒有前來。
過了一個月，政偉又對阿靜動粗，阿靜向我求助，希望可以尋求庇護住所，我於是為阿靜轉介庇護家園，但從當天中午考慮到下午傍晚，阿靜的態度又轉變了，她決定不入住家園，僅決定暫至娘家住一晚，恢復身心。
我尊重阿靜的決定，但也表達對她的關心，又與阿靜約了要在阿靜親戚家面談。但是，到了約定的那天，阿靜沒有出現、去電不接，阿靜親戚協助我聯繫阿靜，得到「今天家裡有事，不能過來」的答案。返程路上，沒過多久，阿靜突然來電：「希望可以終止服務關係，不需要社工再協助，現在的問題透過夫妻溝通就可以解決，先生也沒有再打，不要浪費社會資源」。
我不解自己做錯什麼，也不知道應怎麼面對阿靜的拒絕，是不是應該要遵循「案主自決」的原則，尊重她現在的決定，先結案、不再打擾她。但同時，又隱約感到阿靜很像典型的受暴婦女圖像，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再堅持一下，嘗試瞭解她求助態度的反覆多變。
於是，我開始不密集、比較「不威脅」（不談關係決定）的聯繫阿靜。後來，某一次聯繫時，阿靜對我說，「之前對不起，當時先生在旁邊，所以她只好這樣說」，我們開始約定「秘密暗號」，設定如果講到什麼關鍵字，就代表政偉在旁邊。這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的「秘密暗號」讓我感覺，我們之間好像有點不一樣了。
之後，我到阿靜工作的地方拜訪她，在她繁忙的工作縫隙，斷斷續續的閒聊。這次碰面，加上之前破碎的資訊，漸漸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活世界圖像。
嚴密控管 有如驚弓之鳥
阿靜和政偉結婚多年，有三個小孩。阿靜的工作是基層服務業，工作時有時無。政偉的工作與收入也不固定，一直以來，阿靜家的經濟壓力並不輕。
阿靜與政偉結婚後，政偉常懷疑阿靜與其他男人有曖昧關係，常因此爆發衝突。同時，政偉也對阿靜的生活嚴密控管。阿靜的存摺、提款卡一直以來都被政偉扣住，阿靜一拿到薪水就要全數交給政偉，以讓政偉統一分配，阿靜需要買菜時，政偉才會給阿靜幾百元。因為政偉的善嫉，阿靜為了「避免麻煩」，在決定上工前，會先徵求政偉的同意，甚或邀請政偉陪同應徵，經政偉評估許可才會就業。此外，政偉也會不定期查看阿靜的手機、透過家裡的監視器裝置監看阿靜，甚至偶爾到阿靜工作地點查看，使得阿靜不管在哪裡，都很像一隻「驚弓之鳥」，常常都透露著「不要講太多」、「小聲一點」、很想趕快結束會談的神態，這樣的神態，即使是在阿靜工作的地方，都十分明顯。
雖然如此，阿靜仍心心念念要給孩子一個「完整的家」，希望小孩在有爸爸、有媽媽的家庭中長大成人，於是選擇體諒政偉的善嫉、暴力，而對自己的情緒、感受，總是以「好了，現在先不要說了」來止住快要流出的淚水。
重新理解阿靜：受困於暴力處境
阿靜的故事在家暴防治的工作中雖不陌生，然而，由於台灣目前家暴事件的介入工具以司法取向為主（例如：聲請民事保護令），因此在實務上，社會工作者或網絡工作成員也養成了較重視「看得見」的肢體暴力的習慣，而容易忽略精神暴力、嚴苛管控的受暴處境。
長期研究家暴議題的學者 Evan Stark 分析，雖然有許多工具能讓受暴婦女保護自己，例如庇護所、家暴保護令，但這些作法多僅能保障受害人短期的人身安全。長期來看，除非能看見、並處理受暴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經驗的壓迫，否則仍難以協助受暴婦女獨立、獲得自由。同時，因外界與服務體系習慣以暴力事件為指標，而忽略日常生活控管關係的「連續性」與「反覆出現」，使得服務體系傾向假設在暴力「事件」與「事件」之間，受暴婦女有離開關係的可能性；因此，有時服務體系甚會進一步對這些婦女貼上標籤，質疑她們「心理有問題」，否則，她們為什麼不離開？
他進而提出「高壓控管」（coercive control）這一概念來理解受暴婦女，從「男人怎麼將女人陷入（entrap）受暴處境」這一視角出發，討論個別男性作為「性別優勢」群體中的一員，如何利用社會既有的、對男性群體有利的性別意識、以及各種手段（暴力、威脅、孤立、剝奪、剝削、管制、貶抑等），使女性陷入受暴關係、難以逃脫。因此，他認為外界對受暴婦女的想像與疑惑是搞錯對象。應該質問的對象是男人不是女人，該問的問題是：「男人用什麼手段將女性受困於暴力處境，使女人難以離開？」而不是問女人「妳為什麼不離開？」
圖說：學者Evan Stark提出「高壓控管」（coercive control）此概念理解受暴婦女深陷受暴關係、難以逃脫的處境。
對應阿靜的故事，「高壓控管」視角準確地解釋了她的困境，政偉的嚴苛控管使阿靜成了驚弓之鳥，不僅難以擺脫傷痕累累的關係，就連對外求助、尋求正式體系的奧援也不容易。
同時，性別結構的推波助瀾也在阿靜的受困中，有著或深或淺的痕跡。父權社會賦予男性伴侶對女性理所當然的佔有欲與貞操監控；阿靜對「有父有母」才是「完整的家」的家庭想像；阿靜堅忍不拔、收斂情緒的自我規訓，是她對「好女人」的想像內涵。這些根深蒂固的既有意識，都在阿靜受困的處境中作用。
政偉對阿靜的孤立策略，也十分成功。由於阿靜對外求助、警政約制告誡、或讓政偉發現阿靜有與社工連繫，都會讓阿靜遭受更嚴重的暴力對待，因此阿靜在危機過後，傾向選擇明快地向警察、社工說明家裡沒有無問題、不需要幫忙，並很小心地與社工連繫，以保全自身安全。
與阿靜談到她拒絕社工服務的那一天，她說，政偉當時要求她把手機開到擴音，她心想，眼下「只能得罪某一方」。聽阿靜這樣說，我越來越明白，她對體系與社工的拒絕，其實是她維護自身安全的策略，是她對政偉「輸誠」的展演：既然沒有要離開，政偉又（因對阿靜行為模式的把握）不怕體系的監控，她只好以拒絕體系，換取短暫的安全，但是，當她選擇這樣做時，也使自己陷入了更被隔離的處境。
這裡說的「隔離」指的是隔絕於體系之外。
阿靜幾年前阿靜就曾通報進案，阿靜曾先後被多位社工服務過（在我之前協助的社工已離職），期間更曾出現過兒子受暴，兒保社工的介入使得阿靜嚴重受暴的狀況（政偉以為是阿靜通報，因此對阿靜嚴重施暴）。或許因為阿靜對體系傾向不說太多的習慣，加上後來養成、對體系的排斥，使得阿靜雖從多年前通報進案，但一直難以被深入瞭解、進入長期服務歷程，而社工也比較傾向在離職時結案，而非轉介其他社工續處，造成阿靜一再進案、由不同社工服務的狀況（當然，社工的流動又是另一個可探討的議題）。
另一方面，政偉卻積極整飾自己的印象。警局的家暴防治官約制後，形容政偉「文質彬彬、很有禮貌」，認為阿靜說詞反覆，講的可能都是「以前受暴的狀況」，是個「很奇怪、有問題的女人」。一來一往之間，阿靜在家暴體系監控中節節敗退，成為「奇怪、難工作的求助者」，反倒是政偉，贏得了警政的信任。
家暴防治體系的侷限
回顧至今的服務歷程，我曾向阿靜抱歉，過去的警政約制不僅沒有幫到她，反而造成了她的麻煩，也向她道歉，過去換了這麼多個社工，使得每次社工都要重新認識她。沒說出口的抱歉是，面對她現在的處境，似乎家暴防治體系並不能有效地協助他。
目前的家暴體系中，多以司法工具使用為主，不僅政府的家暴宣導以此為主要焦點，社區網絡（警政、社政）的合作與協助也多以此為基調。不可否認，保護令、警政體系的約制告誡，確實能協助到部分家庭暴力被害人。然而嚴重的「暴力事件」的並不會構成「受暴處境」，關係中是否存在權力地位的不對等、是否有一方對另一方透過各樣策略脅迫管控，才是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核心。
然而，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的運作下，阿靜的求助卻似乎難以得到有力的回應，甚至因為警政的約制告誡使得阿靜的危機程度升高，接著，又因為政偉的監控與孤立手段，使得阿靜傾向拒絕體系，成為不積極、不合作的「奇怪個案」。
這映證了 Stark 的觀察，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中，由於強調法律工具的介入，家庭暴力被「事件化」，視為彼此無關、獨立的暴力案件；反之，他認為親密關係暴力中，關係脈絡以及權力地位才是更該被關注與處理的重點，嚴密掌控的「總和」對受暴婦女的影響才應是被探究的。針對單一事件的個別處理，不僅難以進入受害者的主觀世界，理解她的日常生活，也很難有效地協助受害者。針對這樣的受暴處境，Stark 認為「命名」是首先應當做的，接著，除了在司法體系中認知到受暴關係對受害者的「累加」效果外，扭轉性別刻板印象、改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也需同時並進地努力。
回頭看阿靜的故事，Stark 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，從家庭暴力到「高壓控管」，值得實務工作者與網絡細細再思。
本文轉載自NPO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