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媒體報導竹東國二少女遭性侵虐殺命案，高等法院更二審判主嫌死刑、其他四名被告無期徒刑，案經上訴，最高法院指出，主嫌性侵的依據只有共犯自白，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二項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之規定，以及主嫌否認殺人故意及性侵犯行、但其他事實都承認，且已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，雖尚未履行，但主嫌主張有一筆土地及車子可供支付和解金，似有悔過之意，與高院更二審認定他無悔意尚有不符，因此將全案發回更審。

原本是因細故發生口角的事件，卻演變成多名加害人，對一名輕度智能障礙的國二少女施以虐打、性侵、害命、毀屍滅跡的殺人事件。如此駭人聽聞的重大案件，讓社會大眾不禁懷疑，我們的教育和社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？是缺乏面對衝突的處理方式，以致口角事件擴大為殺人事件？是缺乏對人、對生命的尊重，而以私刑的方式進行自以為是的討公道？是缺乏道德教育，泯滅良心虐死人後甚至毀屍滅跡？或是社會缺乏對弱勢家庭的支持與協助，所以弱勢者變成了加害者？

在重大案件中，我們常見加害者以性侵女性被害者作為傷害手段之一。其實在戰爭或武裝衝突的狀況下，性侵害常被用來羞辱敵人，且被害者多為女性，加上社會大眾對性侵害仍抱持錯誤的羞恥感，所以它是具有性別議題的一種暴力手段。本案高院更二審判決書中重複提及，加害人認為被害人有辱罵行為，且不只一次質問辱罵乙事。加害人的持續暴力虐打，只是消去扭曲的心頭之恨；加害人選擇性侵害作為報復，就是因為性侵害行為、性的語言羞辱，才是最直接且快速，能達到侮辱被害人的方法。

如果我們想降低性侵害事件的發生，首先一定要透過教育翻轉社會文化中存在的性侵害迷思，減少對被害者的檢視與批判，尤其性侵案件中多數為熟識者性侵，例如：一位女性願意搭上男性朋友的車或進入家中，就一定同意與他發生性關係；一位女性若曾同意與一位男性發生親密關係，那就表示同意未來所有親密舉動，這些都是迷思，而迷思的破除有助於降低對被害者的責難及羞恥感。其次，本會近年持續倡議「only YES means YES沒有同意‧就是性侵」，就是要求加害人為性侵害負責任，而不是指責被害人沒有保護好自己，因為我們自以為出於關心而詢問被害人當下有沒有做好自我保護，往往只是在強化被害人的自責與羞恥感罷了。再者，對於勇敢說出自己曾遭遇性侵者，應該給予肯定和支持，傾聽和接納他們的傷痛，而不是迴避和標籤化對方。

本案104年5月案發至今已超過4年，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二審，已歷經7次判決，有民眾看到報導，認為「正義不得伸張 死者無法安息」，遲來的正義可能已不是正義；而法院每次判決公告後經媒體披露，對被害家屬而言無非是再歷經一次的傷痛，期望司法單位能依罪責相當原則，做出符合社會所認可的法律價值與正義的判決，儘早定讞並執行，以告慰被害人在天之靈。

文/現代婦女基金會 性暴力防治組督導 張妙如 (原載於2019年8月8日 蘋果新聞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