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媒體報導的「世新情殺案」，其實與「情」無關，這是一件「跟蹤騷擾」所衍生的殺人未遂案件。近年來類似案件頻傳，可見社會對跟蹤騷擾缺乏敏感度，也不了解要如何處理；立法具體規範和防制社會中之跟蹤騷擾問題，已刻不容緩。 

長久以來家庭與社會不夠重視情感教育，更經常塑造錯誤的情感價值觀，例如：「窮追不捨是癡情」、「癡情值得被同情」，更多時候是受到各種偶像劇的誤導，營造出「死纏爛打總有一天等到你」的愛情幻象。缺乏情感教育的結果，大眾只能從戲劇中投射出自己對感情世界的想像，更可能以為Happy Ending是唯一結局。

許多人誤以為跟蹤，就是尾隨、埋伏，但從社會新聞事件，就能了解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跟蹤騷擾的目標，且跟蹤騷擾的手法絕不是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中「跟追」兩字這麼簡單。所謂「跟蹤騷擾」，即加害人有意圖地以一連串直接或間接的方式，對被害人或其親友施以非自願、持續性、重複性或威脅性的言語或行為，造成被害人困擾或感到被打擾、恐懼，甚至安全遭到威脅。 

跟蹤騷擾態樣除一般熟知的「尾隨被害人」外，多數案件運用數種手法且持續反覆發生，例如：傳訊息與email的通訊騷擾、寄送不想要的物品、侵入被害人出沒的場所(如住所、辦公室)、衛星定位或竊取被害人資料、甚至不斷引發各種告訴使被害者感到困擾等，都屬跟蹤騷擾的型態。 

被害人為躲避騷擾、威脅，往往必須改變日常生活和作息，被迫搬家、請假、轉學、換工作，也擔心連累親友，而讓自己更形孤立，求助無援，造成被害人生活與身心的嚴重負面影響。 

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2014年一項調查，每8位女性中就有1位曾遭到跟蹤騷擾。跟蹤騷擾行為多是長期持續，即使被害人拒絕或反抗，加害人依然故我。本會近兩年的服務統計分析也顯示，被害人被跟蹤期間平均長達2.3年，75％被害人曾清楚拒絕，對方仍持續跟蹤騷擾。此外，「跟蹤騷擾」危險性與致命性高，美國一項研究指出，被謀殺或幾近死亡的婦女中， 80％到90％有被跟蹤或騷擾的經驗；從張彥文砍殺前女友案、告白遭打槍50刀砍斃被害人案等等，在在顯示跟蹤騷擾可能致命，不可小覷。 

在台灣，現行法令缺乏對跟蹤騷擾行為明確的規範，執行公權力的機關無計可施。目前僅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與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中有較明確規定，然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對跟追罰則最高僅3000元，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只適用於親屬或親密關係者。若跟蹤情節涉及性騷擾，雖可依性騷擾相關法規提出申訴，但申訴程序依對象各異，且多無法直接裁罰加害人。 

再者，現行法律雖可對跟蹤騷擾單一行為處罰，但多屬微罪，只能判處易科罰金或短期刑，再加上這些跟蹤騷擾行為，踩在法律界線的邊緣，縱使被害人屢屢報警也因無法律可管，使被害人對公權力失去信心。由此可見，現行法律無法因應跟蹤騷擾「反覆、持續性」又「多樣化」的特性，不但難以有效且即時防制，更遑論預防及後續的防護與制裁，也縱容了加害者有恃無恐的繼續跟騷。因此，若有「跟蹤騷擾防制法」讓警方早期介入這類跟蹤騷擾案件，警告加害人跟蹤是犯罪的行為，不但能更早制約加害者的跟蹤行徑，更能避免傷亡擴大。

台灣在「跟蹤騷擾」相關的整體安全保護網上，無論從預防性的教育宣導，或是補救與懲罰性的政策與實務，仍是一個待補的缺口，也遠落後鄰近國家逾20年。現代婦女基金會於民國103年成立立法小組，於104年提出「跟蹤騷擾防制法」草案，並請立法委員提案，但連續2屆都僅一讀付委，未能排進議程實質審議。我們期待內政部能盡快將行院版草案送進立法院，盡速審議並三讀通過，具體規範和防制社會中之跟蹤騷擾問題，讓跟蹤騷擾有法可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