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國《刑法》第228條「利用權勢性交罪或猥褻罪」，規範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之下，被害人因怯於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教育、訓練、救濟、醫療、公務或業務等關係，而與加害人發生性交或猥褻行為。表面上看來，該性交或猥褻行為可能並沒有違反被害人之意願，無法適用《刑法》第221條普通強制性交罪和第222條加重強性交罪，將加害人繩之以法。因此《刑法》第228條是要補第221條和第222條的漏洞，讓法律更周延，對於「利用權勢性交罪或猥褻罪」的重點在於利用權勢，而非被害人的意願，因此只要司法人員看得懂權勢如何運作，發掘被害人在情境逼迫下只能遵從的相關證據，便有機會將加害人繩之以法。

重點在於權勢而非意願

但從現代婦女基金會2014年到2018年這5年來，所服務1263件性侵案觀之，其中利用教育機會、教養關係，或是職務之便，屬於權勢性侵案件者211件，佔了6分之1（16.7%）。然依2007年到2016年「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」統計，10年來依權勢性侵定罪者卻僅有115件。這樣的定罪落差，可見除了證據問題，更應該進一步檢視沒有定罪的案件，其中的權勢關係是否真的被看見。

首先，請司法人員破除「權勢盲」，看見被害者處境。

社會文化中時常存在權勢不均等的情況，但在司法上恐難以證明關連，以致司法人員不見得看得見。例如：直屬長官對下屬掌握了工作安排的權力，但非直屬長官，亦可能透過其他行政安排，對該員工造成工作及權益方面的影響；學校老師、教練可以利用學生的尊敬、景仰，或掌握成績作為要脅，但難道補習班老師，就不具備讓學生景仰，或對學生提供加強輔導、答題密技等的影響力？某特定領域的位高權重的大老，對於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職涯發展、方案拿不拿得到或能否順利推動不具備影響力嗎？事實上，權勢的影響力無所不在。

權勢常被利用來作為一種將人陷入受害情境的武器，但又隱於社會文化中。許多陷入權勢性侵中的被害人，可能礙於加害人對其有恩、是照顧她的長輩，因此除了受害當下的震驚慌亂，也難以在第一時間對外人道出受害經歷。這樣的「無法發聲」容易在司法過程中被認為是合意性行為，但假若司法人員看得懂權勢的運作，就會嘗試發現其他補強證據，即使證據不足，也不會草率定論為是合意性行為，寫出對被害人落井下石的司法文書。

其次，請了解：「only YES means YES 」，未被脅迫的同意，才是性同意權的展現。

由於被害人的性意願可能受到干擾而屈從，因此對於《刑法》第228條現行實務解釋上，重點在於權勢而非意願。近年來台灣對於性侵害的認知，在現代婦女基金會等團體的倡議下，無論在性自主的觀念或修法方向，都已逐漸朝向性同意權的方向發展，希望透過落實性自主和性同意的觀念，消弭在社會意識和司法上責備被害者的歧視，並破除完美被害人的假想，真正讓加害人負起責任。

此外，我們也希望集合各界的力量，透過文字述說、媒體廣宣，讓司法人員與社會大眾，更認識到權勢性侵案件的真相，真正充權被害人，翻轉大家的觀念，打造能充分討論、尊重性同意權的司法體制和性別平等社會。

權勢性侵認定有待檢討

最後，我們呼籲檢警司法單位全力偵辦，明辨關係中的權勢作用，查明真相，還給死者和家屬一個公道，也呼籲法官對於「利用權勢性交罪」案件，在符合比例原則之下，應從重量刑。目前司法官對於何謂權勢性侵的認定，與現實案件或實務界仍有很大距離和檢討空間，因此破除「權勢盲」是當務之急，能辨識權勢才能真正看見被害人的苦，並且有機會提升權勢性侵的起訴率和定罪率。

文/范國勇、張妙如、王秋嵐（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、督導、主任）

【原文刊載於蘋果日報論壇】